对当下的中国而言，社会企业仍是一个新生事物。曾在新加坡留学的女博士放弃外企高薪职位，试图在湖北老家成立一家社会企业。但在理想实现的过程中，难题却接踵而至。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发自湖北襄阳

黄玲很忙。

从早上7点起床，黄玲就没有停下来，展颜特殊教育学校是她今天的第4站。这个从新加坡留学回国的海归博士1年前放弃了在外企的高薪职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北襄阳，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已渐渐清晰的梦想——做一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不单纯以营利为目的，有公益的性质，但它有自我的造血功能，并不是全靠外界的捐助。就是说，自己在做公益的同时也有盈利的能力。”黄玲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

这种最初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形态，在英国最为成功。来自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目前有8万多家社会企业，营业额超过280亿英镑，每年对GDP的贡献达90亿英镑。

相比之下，中国对社会企业领域的关注才刚刚开始。黄玲坦言，自己也是从去年才开始关注社会企业的事情。

让黄玲开始了解社会企业的是一家名为富平家政的公司。

2002年4月，当黄玲还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联合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在北京创办了富平，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之一。

十年之后，当正在摸索中的黄玲在网上遇到北京富平家政的时候，她感到眼前一亮。“我就觉得我的很多想法跟它不谋而合，然后我就看到它一直做下去而且做得也是蛮好的。”

于是乎，做一家社会企业，开展对老年人、残疾人、特殊儿童还有下岗低收入人群的扶助……黄玲的梦想初步成型了。

理想萌芽

在黄玲看来，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

比如，就在回襄阳之前，她对于家政行业的了解还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不是刚好碰上同学母亲的家政公司转让，或许梦想的实现还要再等上几年。

“我一直想做一些关于女性培训的事情，我就觉得和我的想法类似。然后回来考察后就决定开始做了。”

女性培训是黄玲梦想的萌芽。而这颗萌芽则始于黄玲对于人生的思考。

“那个时候我还在新加坡读博。读到第二年的时候，突然开始困惑，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思考人生，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黄玲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很顺利，上大学保送，出国留学有全额奖学金，父母也一直以自己为骄傲，但自己却一直等到读博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应该是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思考的，但是我没有。我们的教育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指导。我就知道以后我想办的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可以去教一些除了知识之外的东西，关于人生的一门课。”

等到工作之后，黄玲开始把自己原本单纯的想法具象化。于是女性教育成为黄玲关注的重点方向，黄玲计划着有一天，“如果有条件，就办一个女性教育学校”。

所以，当回北京结婚生子的黄玲接触到同学母亲的家政培训的时候，她觉得“机会来了”。

“做家政服务的这些群体大都是女性，正好和我想做的这个女性教育相关。虽然说跟我最理想的状况差的还比较远，但是我想也许它也可以做一个起点吧，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先从这个角度去尝试一下。”

2012年3月，黄玲从北京回到襄阳，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黄玲碰到了她的第一个钉子——自己的家人并不支持自己为了一家前途未卜的公司而放弃在外资银行待遇优厚的工作。

“我父母每天都会唠叨辞掉工作可惜，我爱人开始的时候还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拖长了。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不只是家人，包括黄玲的亲朋好友也为黄玲放弃原本的工作感到可惜，几乎每一个听到消息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表达出相同的看法：不理解。

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黄玲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她知道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

感受孤独

不过，来自家庭的压力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热身赛。此后接踵而来的挑战让向来一帆风顺的黄玲始料不及。

黄玲接手的公司有4位合伙人。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合伙人选择留下的就留下，想离开的就离开，自己都不会强迫。

但事情却不像黄玲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4个股东年纪都比较大，而我可能更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所以公司真正运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会有一些分歧。”

最终，在耗费了大量精力之后，问题以老股东们退出的方式得以解决，公司也更名为展颜家庭服务公司，寓意通过自己的服务让更多的人展开笑颜。

不过，股东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让黄玲的境遇得以发生质的改观。等到公司真正运营之后，黄玲才发现公司的很多员工也并非都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思想。

“他们要挣钱，要养家糊口，他们不一定愿意高校教师招聘和我一样在这里拿着比较低的薪水，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在一段比较困难的时间里，黄玲一度比较挣扎，甚至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了。

“主要是会觉得累，就是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其实之前我就看到过说别让社会企业太孤独。在搭建团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打算在公益领域一直做下去的人很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专业毕业生张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一般对口的工作单位收入普遍不高，很多学生会选择转向其他行业，因此，在庞大的需求面前，专业人员的数量就显得更少。

黄玲说，自从去年7月真正把银行的工作辞掉到年底，自己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做成的事情还是少之又少，有很多想法都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这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很多事旁边没有和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人。

事实上，黄玲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组建核心团队，但却始终没有能够如愿。于是，渐渐地，黄玲也开始从执著于找一个合适的人，变成怎样把员工的潜力激发出来。

“最近新招的一些员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有朝气。他们可以接受我的思想，上周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培训，都很有激情。”

黄玲说，自己也慢慢地意识到，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有的人要养家，需要一份工作，所以我不能要求他们有更崇高的想法。对于我的员工来讲，如果说他们基本的收入没有保障，事情也是做不好的。”

“不够草根”

“不够草根”，是一个朋友给黄玲的评价。在他看来，“不够草根”的黄玲并不适合做家政服务这个行业。

“他说这个行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你的同行什么样素质都有，你肯定是按照规则来，违反道德的、违反法律的你不会做。所以你不够草根，你做这样一个行业会吃亏。”

虽然黄玲也认同朋友的说法，但她认为自己虽然立足于家政服务这个行业，但自己最终想做的事情和这个行业中其他人想做的不一样，因为自己是奔着社会企业这个方向。

不过，和竞争环境比起来，缺乏政策支持的投资环境更让黄玲一度心急。比如，虽然黄玲海归博士的身份符合政府的资金扶持条件，但由于她所选择的行业并非是高新技术行业，而无法得到政府配套的资金支持。

“在新加坡，政府会大力支持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且不论是什么事，都是按制度来，回国后感觉不太一样。”

因人而异，是黄玲最直观的感受。在黄玲看来，在国内，人决定的东西更多一些，而新加坡则是制度更好一些，任何事情都是按规定来，而不是由一个人来决定。

不过黄玲也坦言，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这或许和自己海归博士的背景有关，只是下到社区居委会的时候，有些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比如，当黄玲跑社区的时候就要看居委会书记本人对黄玲的项目是否感兴趣，感兴趣的话进展就很顺利，不感兴趣的话项目就难以得到实施。

“因为我之前开展工作是这样的：先跟民政局和商务局打交道，因为我直接找居委会的话估计人家不会理我，后来是樊城区民政局和商务局的副局长带着我去社区进行对接。”

于是，和居委会的书记建立好关系成为黄玲需要做好的一门功课。黄玲坦言自己在应酬这方面并不是很擅长。

“我朋友跟我讲，在国内做事情就是要这样，把关系处好了，人家认可你了，事情才能做好。”黄玲笑着说，自己现在还在摸索怎样有效地和相关领导沟通与交流。

基层难题

不过，有效的沟通只是一种途径。在黄玲看来，更为关键的还是社区的管理者需要在思想上做一些转变。

“我听说，之前有一个残疾人的项目，相关部门找了很多居委会的书记都不积极。这或许是因为居委会事务繁杂，无暇顾及残疾人的相关服务。”

黄玲说，新加坡的社区服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新加坡的社区一般都有配套的社区老年人残疾人活动中心、社区幼儿园甚至社区心理咨询室，同时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社区志愿者活动。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社区活动非常丰富，而且针对的人群也多。而且新加坡对特殊人群都很包容，包括他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特殊人群有很多考虑，像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都很方便。”

在黄玲看来，如果说在硬件上难以企及，那么在软件上则应该尽可能地去做一些改善，至少在社会倡导这一块让大家对特殊人群有一种包容。

“我们现在就是想在社区搭建一个平台，以后可能还会成立一个公益协会。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义工团、志愿者协会，现在研究生人才招聘问题是怎么样把他们拉到社区的这个平台来为社区的人群提供服务。”

事实上，国内并非没有相应的社区服务。黄玲从市残联了解到，在襄阳就有一项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残疾人推出的叫做“阳光家园”的服务。

“但是阳光家园这种服务如果是全由社区居委会来一手运营的话，首先是缺乏这种专业的知识，而且居委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把阳光家园进行更好的运营。”

黄玲说，其实在国外都是由某些社会组织提供一些社区服务，而不是说政府一手包揽。事实上，黄玲在北京就已经见到一些社区开始把一部分社区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做。

“我们也期望能从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角度帮他们做阳光家园的运营。因为对于残疾人康复这块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些人员来做。这个针对残疾人的服务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黄玲还计划参照国外如德国、加拿大的一些模式，推出新型居家养老服务；而对于特殊儿童，黄玲则打算将特殊教育作为重要一环。事实上，为了了解自闭症，她还专门研读了很多关于自闭症的资料，重看了一遍电影《海洋天堂》……

助人自助

在黄玲为特殊人群费尽心思设计诸多服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良苦用心——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是在社会工作者中流传的一个口号，它的定义就是帮助受助者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简而言之就是授人以渔。

由于传统慈善主动募集捐款、被动接受馈赠的模式并非是一个能持久运营组织的最佳方式，特别是解决贫困、不平等、歧视性等社会问题。长期投入对公益或慈善组织而言也不堪重负，因此，可持续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助人自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助人自助也是很多社会企业的核心价值。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创办的穷人银行，它为即便是穷人中最贫穷的人创造了一个也能自身发展的模式，并被20多个国家复制于农村信贷体系构建中。

“助人自助是我做这些事情最根本的理念，就是我们对老年人也好，对特殊儿童也好，本着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助人自助。”

黄玲说，她希望能够为残疾人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让他们以后有一份工作和收入；而对于老年人，则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愿意做的工作或者志愿活动；特殊儿童也是一样，教会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生存，怎么样自己去帮助自己。

“其实我觉得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是年轻人来做，很多老年人也有充沛的时间和热情去做，我们都可以把这些老年人调动起来，在尊重他们意愿的前提下组织他们的志愿者活动。”黄玲进一步解释说。

事实上，让黄玲眼前一亮的富平家政最初就是本着助人自助的理念成立的。据说，企业以“富平”命名，取扶贫的谐音，这其中既包涵扶助贫困群体的意思，也寄托着对平民自强致富的祝愿。

助人自助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以富平家政为例，从2高校招聘网002年创办至今，已为超过两万名来自贫困地区的女性提供培训到介绍工作以及就业后的持续服务，以每人每年两万元计算，她们每年创造的GDP就超过4亿元。

“这个富平学校，是我们几个人用30万元办起来的，它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茅于轼曾这样表示。

立法尴尬

不过，富平家政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上，这家社会企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亏损，直到近两年才刚刚开始走向收支平衡乃至盈利。茅于轼也曾经表示，目前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障碍和困境。

比如，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社会企业的特定法律形式，而关于社会企业的专门法律和相关政策，也没有被纳入官方的议事议程。社会企业眼下只能在现有的法律形式中选择。

此外，英国大使馆文教处曾委托第三方完成了一个对中国社会企业的调研报告，里面列举了中国社会企业的各种缺陷。其中也提到，一家组织年轻人户外探索的环保类社会企业，必须面对中国缺乏户外活动立法的尴尬。

而这些只是中国社会企业所面临困境的冰山一角。因此，对于黄玲来说，或许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不过，好在黄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颜拥军是黄玲新引入的股东和合伙人，黄玲说，颜拥军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出现，他的加入给了自己信心和力量。此外，黄玲曾经的老板如今的朋友Andre也在理解并支持着她。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则能给黄玲更大信心。事实上，社会企业想要更好地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比如，富平家政能够坚持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政府在背后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富平学校校长陈祖培曾介绍说，在学校刚刚开办的时候由于生源不足，曾一度面临停办的窘境。安徽省扶贫办首先伸出援手，和学校展开深入合作并提供款项支持。而成功的合作又吸引了湖南、河南、甘肃等省扶贫办的加入，学校才得以壮大。

在樊城区政协主席李太平看来，政府有政府的优势，民间则有民间的优势，只有二者优势互补，才能够达到双赢。李太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展颜家庭服务这样的企业政府应当也正在给予大力支持，目前已经推出多项举措进行推动。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帮助企业和居民搭建起来。比如我们有一个现代服务业小组，他们会帮助企业和社区进行对接。 此外，我们还在企业办公场所的提供方面上给予了很多支持，尽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这样企业给居民提供服务的时候就更加优惠。”

李太平还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够推动将公共服务打包，采取政府向民间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居民提供服务。而这种政府和民间的紧密结合，最终的获益者将是广大居民。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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